法治的要义还在于要有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腐败直至其极端形式职务犯罪的产生，不仅因为公权拥用者不服从已有的法律，同时，“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领域腐败现象猖獗，几乎都与这些地区、部门、领域公权力运作缺乏正当法律程序制约密切相关”（姜明安《正当法律程序：扼制腐败的屏障》）。要预防职务犯罪，法治化是必然选择。

二、职务犯罪预防的法治路径

（一）严密预防工作规范

职务犯罪预防，广义而言，是指“采取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社会的等各种措施和手段，消除和阻断能够引起、促进职务犯罪发生的各种因素和根源，从而抑制、防治职务犯罪的形成和发生”（张仲芳《论检察职务犯罪中的犯罪控制》）。

因为我国没有专门为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立法，检察机关根据《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关于开展法制宣传的义务等原则性内容，结合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能，通过各种检察文件，以自己为预防主体，确定了一系列职能犯罪预防的原则、宗旨、方法和措施，并主动与各有关系统、部门、单位联合形成了一系列预防工作文件，很多地方还由各级人大颁布了关于预防工作地方性法规，这些有益的尝试，为遏阻职务犯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探索法治的过程。但这些文件、措施普遍都没有一定的强制力，甚至于只是一些口号式的，不具有操作性，而且各地作法不一。这种情况下的预防工作更多的是要靠党政部门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各单位的协调，具体的预防措施、建议因为要触及一些领导人员的利益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甚至于排斥，如同反腐专家邵道生所言的改革中，涉及到某些“领导特权利益”的改革，则“慎之又慎”（《9000亿黑洞之痛，改革应该革什么？》）。目前预防问题一是忽视了“预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打击，当‘严格执法、狠抓办案’不再成为我们执法的基本方针时，也注定了片面理解”，问题二是对预防工作“仍然只停留在表面文章上，缺乏实质性的行动，形式主义严重”，流于“会议”、“简报”、“法制课”、“展览”等形式（陈建彬《当前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批判与反思》）。而且据笔者了解，《湖北省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自2005年8月1日起即应施行，但很多地方包括党政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条例。

看来，还是应当以国家立法的方式，就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进行规范，走法治化道路，体现预防工作的强制性。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共十七大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措施，在十七大基础上，还制定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这些重要文件已经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立法方向，加之已积累总结了许多成功有益的经验，“由于政策的规范化程度不如立法，弹性较大，可操作性差，并且缺乏足够的约束和救济手段，容易出现规避政策的现象”（何秉松主编：《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职务犯罪预防又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立法严密职务犯罪工作规范，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成熟。

（二）严密职务犯罪刑事法律体系

职务犯罪不同于其他刑事案件的显著特征，就是它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属于 “高职位、高智能、高技术”犯罪，反查处能力特别强。胡鞍钢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之间，并且被发现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只约在6——10%之间。”这实际上是说明我国目前的职务犯罪黑数，即“已经实际发生职务犯罪但司法机关未发现和未处理的职务犯罪总数”较大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进行了刑事追究的，往往“软着陆”的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职务犯罪立法的宽容，体现在程序上主要是未授予司法机关灵活有效的发现手段，实体上对职务犯罪构成限制过多，加之实践中因体制原因造成的非法律程序的掌控往往导致许多职务犯罪案件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