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法律界对于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但是无论属于何种法系，选择了何种法律制度何种司法模式，任何现代法治国家其存在的必要性是毫无争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在此种理论基础上，即“追求事实真相的诉讼目的不能是刑事诉讼唯一的、绝对的和毫无限制的价值,它应受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价值等的限制。法律的制定应给这些价值的平衡留有空间”①。立法者应对此价值冲突予以考虑，通过衡量确立相应规则。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和价值，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实践以及中国立法现状的研究，力求对这一规则作出较为深刻的论述。

  [关键词]刑事诉讼  非法证据   价值衡平

非法证据能否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是刑事诉讼中极为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立法存在着极大差异。在我国，立法上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原则上持否定态度并在立法上有相应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使得非法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成为难点盲点。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对于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非法证据规则概述

（一）非法证据规则的确立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美国，诞生于反抗殖民统治武装斗争并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美国自建国之初就确立了这样一种思想：“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①。于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防止警察的侦察取证行为滥用权力，美国在建国不久便颁布了著名的《权利法案》，从而在宪法高度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系列原则，“其第四条规定了反对非法搜查的内容，第五条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审判必须经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等内容”[1]。这是历史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早立法，其所体现的保护人权，防止公权力滥用的价值取向对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

随后，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司法审判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宪法规定转变为刑事司法实践。在1914年的Weeks V U.S一案中，美国联邦法院在判决书中首次运用了这一规则，判决书写到“如果信件和个人文件能像这样（指非法搜查和扣押）被没收和扣押并作为被控告犯罪公正的不利证据的话，第4修正案所宣称的保护公民免受这样搜查和扣押就没有任何价值……使犯罪收到惩罚的法庭和官员们的努力工作，尽管应收到表扬，但不应该牺牲经过多少年艰辛奋斗而最终体现在基本法之中的重大原则为代价”[2]最高法院明确宣布使用此类方法活得的证据使对被告宪法权利的蔑视。

   虽然美国联邦法院很早便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等到各个州普遍适用这一规则经过了漫长的司法实践，各州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选择适用这一规则，直到196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实力Mappov案是作出裁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样适用于各州法院的诉讼[3]。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经过了半个世纪后终于在全国范围得到确立和适用。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从非法证据规则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由于深受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影响，采取了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不论其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无论其是形式不合法还是获得手段不合法，一律排除。美国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到后来，直接衍生出“毒树之果”理论，将由非法证据派生出来的证据也划为非法证据范畴予以排除。

同为英美法系国家，英国也建立了自己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普遍认为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美国的那样绝对。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英国人对国家公权力的戒备之心远不如美国强烈，对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英国采取了衡量原则，即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对于非法证据作出衡量，只有当排除非法证据比发现案件真实具有更大的价值时才采用这一规则。“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